本文译自 Noema 文章《What If Money Expired?》，作者为 Jacob Baynham，他获得过美国国家杂志奖，曾经是蒙大拿大学新闻学院的 T. Anthony Pollner 杰出教授。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另需说明，原文中的「money」一词在译文中会有「钱」、「金钱」或「货币」三种译法，具体依上下文而定。
几周前，我九岁的儿子 Theo 发明了一种法定货币，用于促进他在客厅堡垒中的贸易活动。作为一位新生的资本家，他开了一家堡垒礼品店，销售一些用折叠纸和随意使用的胶带匆忙制成的书签。这些书签上还写着一些口号，比如「Love」、「I Rule」和「Loot, Money, Moolah, Cash.」
Theo 六岁的弟弟 Julian 对这些书签很感兴趣，而且 Theo 很乐意以每份 1 美元的价格卖给他。
「慢着，」我在另一个房间里喊道。「你卖它们时不能收真钱。」（我知道这是国家干预。）
Theo 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一番思索后，他实施了一个新方案：他弟弟可以使用记号笔和纸自己印钱。只要 Julian 在一张纸上写上三次「I CAN WRITE」，这张纸就能变成一张法定货币。拼写错误则会让这张钱无效。
「它必定有些价值，」Theo 解释说，「否则，你就会直接印个几百万美元。」
Julian 抱怨了几句，但很快就使用他的新财富换了一个书签。Theo 把这张钱存入了自己的口袋，由此这个堡垒的商业活动开始了。
钱到底是什么？
「钱的历史中一半是基于想象的强制措施，一半是异想天开的逻辑思辨。」Jacob Goldstein 在他引人入胜的著作《钱：编造的真实（Money: The True Story of a Made-Up Thing）》中如是写道。在钱出现之前，人们靠的是以物易物——这种体系不方便，因为这需要「需求的双重巧合」。如果我有小麦你有肉，那么为了达成交易，我必须想要你的肉，同时你也想要我的小麦。效率极低。
许多文化都发展出了交换有价值物品的仪式，比如婚礼、因杀人而赎罪或献祭牺牲。对于这些交换活动，所使用的物品种类很多——从贝壳到牛、抹香鲸牙齿和长牙猪。这些商品有助于实现钱/货币的两个核心功能：
1.它们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能提供一个衡量价值的标准）。
2.它们可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可以现在积累并以后使用的东西）。
由于以物易物体系存在缺陷，这些商品无法发挥货币的第三种功能，也即：
3.充当交换媒介（可用作轻松交换商品的中立资源）。
直到大约公元前 600 年左右，满足这三种功能的货币才被创造出来。那时候，吕底亚王国（在如今土耳其境内）创造了许多历史学家普遍相信的第一批硬币：由金银融合而成的疙瘩，上面印有狮子图案。后来这一想法传入了希腊，那里的人们开始在名为集市（agora）的公共场所用货物交换硬币。货币也很快创造了传统劳动力体系的替代品。现在，人们除了给富裕地主的农场工作一年来换取食物、住宿和衣服，还可以通过短期工作来获取报酬。这让人们获得了离开糟糕工作的自由，但也让他们有了在需要工作时找工作的不安全感。
亚里士多德就是不相信货币的人之一。他担心希腊人会因为对硬币的追求而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突然间，决定一个人的财富的不再是劳力和思想，而是诡诈能力。
一年夏天，哲学家泰勒斯（他创造了「认识自己」这句话）预测希腊将会迎来橄榄的丰收。在橄榄成熟前，他租下了周围岛上的所有压榨机，然后当收获季到来时，每个人都去他那里压榨橄榄，他由此变得非常富有。现在我们把这称为优良的商业头脑。亚里士多德则说这「不自然」。
对商业不信任的人不止他一人。在神话之中，赫尔墨斯既是商人之神，也是盗贼之神。而《圣经》中也讲述了耶稣在一座耶路撒冷圣殿里掀翻货币兑换商和商人桌子的故事。在那些早期时代（今天其实也一样），商业意味着剥削——剥削自然资源和其他人。（另一方面，印加人在没有任何货币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整个文明，他们有的是一个复杂的贡品体系和结构化的专业化工作。）
尽管如此，货币概念还是传开了。公元 995 年，中国的四川地区出现了纸币；那时候成都的一位商人为人们提供精美的收据以换取他们的铁币。纸币能让人们免于财富的重负，这有助于促进更长距离的贸易。
随着货币的发展，货币也越来越具有象征性。早期纸币的作用是欠条，总是可以兑换成各种价值的金属硬币。但在 13 世纪末，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发明了没有任何东西支持的纸币。那之所以是钱，是因为皇帝说那是钱。人民认可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随着股票市场、中央银行以及最近加密货币的发明，货币实现了更加奇妙的信仰飞跃。
如今，流通中的美元实物货币约为 2.34 万亿美元，其中一半都存放在国外。这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价值）的 10%。美国银行存款总额约为 17 万亿美元。而这个国家的总财富（包括非货币资产）约为 149 万亿美元，是可用现金总额的 63 倍多。这些数值之间的差就像是宇宙中的暗物质——我们没有统计它的实际办法，然而如果没有它，我们对宇宙或经济的理解就会崩塌。
对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就是银行计算机上的一行行数据。钱是抽象的、荒谬的。它是一种信仰体系、一种语言、一种社会契约。货币即信任。但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货币总是如此，」Goldstein 写到，「在某个特定时期，无论什么是货币，似乎都是货币应有之自然形式，而其它一切似乎都是不负责任的疯狂。」
这个问题在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样子
一个多世纪前，一位眼带狂热、素食主义、提倡自由恋爱的德国企业家和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改革方案，可以彻底改造我们所知的货币体系。他想打造出会随时间消失的货币。他解释说：我们目前的货币是一种不充分的交换方式。一个拥有一袋钱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并不等于拥有一袋农产品的人的财富，即使市场认同农产品与那些钱等值。
格塞尔在其 1915 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自然的经济秩序》中写到：「只有会像报纸一样过时、像土豆一样腐烂、像铁一样生锈、像乙醚一样蒸发的货币才能经受住作为土豆、报纸、铁和乙醚的交换工具的测试。」
格塞尔于 1862 年出生在现今的比利时，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由于父母无力承担学费，他在高中时辍学，在邮政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在 20 岁时前往西班牙在一家商行工作。四年后，他移居阿根廷，并在那里成立了一家进口医疗设备的公司和一家生产纸板箱的工厂。
1880 年代那段时间，阿根廷的经济蓬勃。使用从欧洲借贷来的资本，该国大举投资铁路和其它基础设施，目标是让本国资源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但是，这些项目的红利到来得很慢，让该国难以偿还其债务。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正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让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1890 年，阿根廷有近 4800 万英镑国债违约，其中大部分是由一家英国商业银行承保的。阿根廷的 GDP 一年下降了 11%，该国陷入严重衰退和政治动荡之中。
1898 年，阿根廷政府开始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试图治疗经济弊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失业率上升，不确定性让人们囤积金钱。经济陷入了停滞。格塞尔意识到，有足够的钱可以流通。但问题是，它没有流通。他认为，货币的属性（持久性和可囤积性）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当信心存在时，市场上就有钱；当需要信心时，钱就被取走了。」
依靠劳力生活的人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如果我去市场出售一蒲式耳黄瓜，而如果此时食物成本正在下降，那么购物者可能不会购买它们，而宁愿在下周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我的黄瓜坚持不了一周，所以我被迫降价。螺旋式通货紧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这样说：「你可以把钱想成打开市场之门的钥匙。但事实并非如此——钱是关上它们的门闩。」
格塞尔写道：金钱之过不止于此。当小企业从银行贷款时，他们必须向银行支付这些贷款的利息，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提高价格或削减工资。因此，利息是以公共成本为代价的私人收益。实际上，富者恒富，穷者恒穷。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经济中比比皆是：有钱的人赚得更多（比如高收益对冲基金的最低投资额为 10 万美元），而无钱之人要支付更高的成本（例如高息掠夺性贷款）。
「商人、工人、股票经纪人都有相同的目标，即去利用市场状况，也就是广大公众。」Gesell 写到，「也许高利贷和商业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专业高利贷者的剥削更针对特定的人。」
格塞尔认为，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中，最有回报的想法是在每笔交易中尽可能少地付出并尽可能多地获得。他认为，这样做会使我们在物质、道德和社会方面变得更加贫穷。他感叹道：「利用邻居的需求，使用各种推销手段相互掠夺，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
西尔沃·格塞尔，来自维基百科
为了纠正这些经济和社会弊病，格塞尔建议我们改变货币的性质，使其能更好地反映其所交换的商品。他写道：「如果我们希望让货币成为一种更好的交换媒介，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货币成为一种更糟糕的商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发明了一种会过期的货币 Freigeld，意为自由货币。（译者注：后文译为自由币。）（自由是因为它能免于囤积和利息。）其理论的工作方式是这样：一张 100 元的自由币的背面有 52 个带日期的框，为了保证其依然价值 100 元，持有者必须每周贴上一张 10 分的邮票。如果你想持有这张纸币一整年，要使它继续价值 100 元，那就需要在其背面贴上 52 张邮票——成本就为 5.20 元。因此，对这张纸币的持有者来说，其会每年损失 5.2%。（如有必要，可以对邮票的价值和粘贴速率进行微调。）
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与我们当今的体系相反。在当今的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的资金会随着利息的增加而增值。在格塞尔的体系中，邮票将成为个人的成本，而它们创造的收入将成为公共收益，从而减少政府需要征收的额外税款，并能使其能够支持那些无法工作的人。
钱可以存入银行，这样钱就可以保留其价值，因为银行将会负责这些邮票。为了避免支付邮票费用，银行将有动力放贷，将持有费用转移给其他人。在格塞尔的愿景中，银行可以非常自由地放贷，以至于它们的利率最终会降至零，并且它们也只会收取少量的风险溢价和管理费。
使用这种邮票凭证货币，经济的生产力将会得到充分释放。资本将对每个人开放。与此同时，会有一个货币办公室（Currency Office）来维持价格稳定，其做法是监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如果价格上涨，货币办公室就销毁货币。而当价格下降时，它就印更多钱。
在这种经济中，货币的流通速度就像是人们在抛出烫手山芋一样。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不劳而获的收入」让放债人靠利息致富。相反，个人的经济成功将与其工作质量和思想能力直接相关。格塞尔想象这将会在经济中创造出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自由竞争可促进效率并让自由竞争进一步传播。」
这种新的「自然的经济秩序」将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实现「自由土地（Free Land）」，这时候土地不再是私有的。当前的土地所有者将获得政府的土地债券补偿至少 20 年时间。然后他们将向政府支付租金。格塞尔想象，这些租金将用于政府开支，并为母亲们发放年金以帮助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并在她们想要时帮助她们结束一段关系。
格塞尔的思想从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缺陷中拯救了私人的、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格塞尔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致力于社会正义，但也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即自利是任何经济体的自然基础。
马克思主张通过组织来实现被剥削者的政治优越性，而格塞尔则认为，我们只需消除经济障碍即可实现我们真正的生产能力。他认为，可以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做大蛋糕并更公正地分蛋糕，而不是通过革命来重新分配。他写道：「我们不会给我们的继承人留下永远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但这样创造的经济条件足以确保他们获得全部劳动收益，难道不是这样吗？」
尽管许多人将格塞尔斥为无政府主义异端，但他的想法受到了当时主要经济学家的拥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用了五页篇幅来谈格塞尔，并将其称作是一位「奇怪的又被过度忽视的先知」。他认为邮票代金券背后的思想是合理的。凯恩斯写道：「我相信，相比于马克思，未来的人们会从格塞尔的精神中学到更多。」
1900 年，格塞尔退休并在瑞士务农，他在这里出版了一些有关货币改革的小册子、书籍和杂志。1911 年，他搬到了伊登（Eden），这是柏林郊外的一个单一税制的素食公社；他在这里批评一夫一妻制并倡导自由恋爱。1919 年时，和平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们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他们邀请格塞尔担任财政部长。格塞尔为土地改革、基本收入和自由币制定了计划。这个共和国持续了整整一周时间，然后被共产党推翻，然后又被德国军队镇压；德军拘留了格塞尔并指控他叛国。
他进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辩护。「我没使用武力、罢工以及瘫痪企业和工厂、破坏活动来攻击资本。」他在法庭上说，「我只会用无产阶级本身就有的唯一武器——工作。通过建议群众进行不受约束、坚持不懈的工作，我要打倒利息的偶像。」
格塞尔被无罪释放，并重新开始写作。1930 年，他因肺炎在伊登去世，享年 67 岁。
然后事情真就发生了
就在那一年，巴伐利亚一座小城施瓦嫩基兴（Schwanenkirchen）附近一个休眠煤矿的矿主为了重新开始采矿，试图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没有成功。在传统金融代表那里受阻后，他前往了瓦拉换汇协会（Wära Exchange Association），这个协会的创立目标是将格塞尔的思想付诸实践。该协会同意向矿主提供 5 万瓦拉（Wära），其等值于 5 万德国马克，但却是一种会贬值的货币。
然后这位矿主召集了一些失业矿工，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回来工作，但工资不是法定货币，而是这种新货币。他们同意了，毕竟什么钱都比没钱好。这位矿主从已在使用瓦拉币的仓库购买了食物、衣物和家用品。已经回来挖煤的矿工则可以使用他们的工资从矿主那里购买这些货物。很快，城镇中的其它企业也想使用这种货币了，以便从这突然涌入的现金中获益。由于这种货币每月会贬值 1%，所以每个人都急切地想把它出手，它就在经济中快速流通开了。很快，瓦拉币就在整个地区替代了德国马克，这引起了大银行和政府的警惕。最后，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禁止了该货币，从而终结了这场实验。
两年之后，格塞尔的思想在奥地利小镇沃格尔（Wörgl）再次成为现实。1932 年，曾是一位社会主义机车工程师的沃格尔市长迫切希望让他的选民重返工作岗位。作为格塞尔思想的支持者，他制定了一项计划：用每月贬值 1% 的工作券（Work Certificate）来取代奥地利先令。
这位市长以工作券支付工资，雇佣镇民来改善道路、安装路灯并建造一座混凝土桥梁。工作券迅速从商户流向了租户、房东、储蓄账户。为了避免支付邮票费用，人们会早早缴税。一年之内，这些工作券被转手了 463 次，创造了价值近 1500 万先令的商品和服务。相比之下，普通先令仅被转手了 21 次。
这个实验被称为「沃格尔奇迹」。维也纳的报纸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政府也表达了兴趣。奥地利的 200 名市长在他们的社区制定了类似的计划。但是，金融当局再次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些本地邮票代金券削弱了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权。1933 年秋，奥地利最高法院禁止其流通。
受大萧条激发，美国和加拿大也出现了格塞尔实验。1932 年，爱荷华州哈沃登（Hawarden）发行了限量的邮票代金券，用于支付公共工程费用。同年，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Anaheim）部署了一个类似的计划。1933年，俄勒冈州试图印刷 8000 万美元的邮票代金券，但被美国财政部阻止。1936 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绰号 Bible Bill （圣经比尔） ）领导的政府推出了会贬值的「繁荣券（prosperity certificate）」（人们很快将其重新命名为 velocity dollar （速度美元） ）。
那十年，美国有 37 个城市、8 个县和一些商业团体尝试发行了近 100 种不同类型的邮票代金券。所有这些实验都局限于本地、范围小且时间短。1933 年，自称西尔沃·格塞尔的谦虚学生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试图说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采用国家邮票代金券，他甚至说服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即发行多达 10 亿美元会贬值的货币。这份法案未能到达投票阶段。罗斯福当时正准备让国家脱离金本位，他担心任何进一步的经济创新都会破坏稳定。
格塞尔还有其他布道者，包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是费城美国造币厂一名检验员的儿子。小时候，庞德去看过在地下室金库中工作的父亲，他看到汗流浃背、光着膀子的男人拿着巨大的铲子，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银币铲进计数机，「就像捡垃圾一样」。他后来如是写道：金融家通过收取贷款利息而不劳而获，这样是不自然的。这位诗人认为，我们当前的经济秩序会抑制当前的工作和创造活动，同时还会激励人们操控市场和进行精明的（有时甚至是欺诈式的）获利手段。对庞德来说，货币的概念是如此普遍和未经审视，以至于货币本身已经成为目的，而不是它本来应该成为的工具。
1935 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金钱有什么用？》。他在其中热切地宣传格塞尔提出的会到期的钱。庞德写道：「健全和体面的经济体系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让体面的人能够在现有商品的限度内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庞德把格塞尔的想法称为「植物性货币（vegetable money）」，并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均衡力量，会让人无法拥有在银行积累的金钱财富，而其他人则拥有在地窖里腐烂的土豆财富。在庞德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应该用货币的数量来衡量，而应该用其创造性和生产性技艺的繁荣程度来衡量。「当整个国家没有或无法为其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物时，这个国家就是贫穷的。」他写道，「当有足够的食物而人们却无法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它时，这个国家就是腐烂的。」
庞德认为，钱是有机的，会有新生和腐烂，其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动并有助于促进慷慨行为，更有可能将社会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将我们孤立起来。」会过期的钱会让整体富裕起来，而不是少数人。高利贷（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是后宗教改革时代文化消亡的罪魁祸首。
庞德最后移居到了意大利并接受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来执行这些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他那艺术般的理想主义让位给了专制法令。庞德在经济方面有着坚定的信念，在人性方面却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写道：「在三天之内建立一个完美和公正的货币体系，那些重商主义和企图垄断的混蛋就会开始想出一些欺骗人民的花招。」
这对今天而言意味着什么
格塞尔那会过期的钱的思想「与我们对货币的理想属性的了解完全相悖。」David Andolfatto 最近对我说，他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前高级副行长，也是迈阿密大学经济系主任。「你到底为什么想要钱来获得那个财产？」
但在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低迷时期，Andolfatto 认识到了危机时期会过期货币的潜在价值。政府向美国家庭发放的救济支票并没有立即达到刺激经济的预期效果，因为许多人没有把钱花掉，而是存了起来。Andolfatto 解释说，这是节俭的悖论。这对个人有利，但对群体不利。
「好吧，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是带时间熔断的钱呢？」Andolfatto 记得自己当时很疑惑。「你给他们提供钱，然后说：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不花掉这些钱，钱就会消失。」
Andolfatto 在其 2020 年 2 月写的论文中将这一概念称为「hot money credits（热钱信贷）」。他指出，当经济陷入恐慌时，就会出现「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现象——人们停止花钱，其他人则没法赚钱。在恐慌时期稳持资金会进一步抑制经济，从而会创造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格塞尔的钱会过期的思想能成为治病良方吗？
「是否可行取决于诊断情况。」Andolfatto 告诉我，「这就像是医生给健康人和病人服用药物一样。你只要吃药，就会有副作用。如果这个人很健康，也不会让他变得更好。甚至可能让他身体变差。而如果他们病了，吃药就能让他们好转。」
Andolfatto 说，问题是发放带有过期日期的疫情支票会伤害那些有少量储蓄的人。在银行中存了钱的人会像使用普通钱一样使用那些会过期的钱。而没有储蓄的人可能会发现会过期的钱会迫使他们花钱，并且基本无助于稳定他们的财务状况。
Andolfatto 继续说，自从他写了那篇论文以来，即便没有使用格塞尔的激进改革政策，美国经济复苏得也非常好。「我承认我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Andolfatto 说，「你可以在地方上做这个。我想知道，从实际角度看，是否可以大规模地做到。」
凯恩斯认为格塞尔的会到期货币只能算得上是「半个理论」——凯恩斯辩称，它没能成功解释人们对流动资产的偏好，货币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花旗集团前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Willem Buiter 对我说：「作为交换媒介，货币也必须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他继续说道，在格塞尔式经济中，富人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储存他们的财富——也许是金条，也可能是船——当他们想要交易时可以将其换成钱。
Buiter 不相信格塞尔式货币能够真正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他确实指出：有时央行将利率降至零以下是有利的，比如当通货膨胀和市场利率较低时，应该继续降低利率以维持充分的就业率和资源利用率。在无现金经济中，正利率或负利率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数字货币，这正是 Buiter 和其他人所倡导的。但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政府该如何对硬通货实际施加格塞尔税。「如果不贴邮票，你就必须把钱没收掉。」Buiter 说，「那会相当残酷。」
1938 年，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与阿尔伯塔省南部的锡克西卡人（Siksika，黑足族）一起度过了六周时间。（马斯洛后来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类需求从生理需求（空气、水、食物）到超越需求进行了排序。）他发现了一个财富不以金钱或财产衡量的社区。「在他们眼中，最富有的人几乎一无所有，」他写道，「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交出去了。」
今天，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钱就是保证。我们生活在一种追求安全至上的文化中。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要存钱——为了应对健康危机、为了孩子上大学、为了退休。但是，通过金钱或其它任何东西，有可能保证我们的生活安全吗？
活动人士 Astra Taylor 在她的新书《不安全时代》（The Age of Insecurity）中写道：「现如今，为了试图让自己和社会更加安全，我们的许多方法（金钱、财产、所有权、警察、军队）都产生了矛盾的效果，这恰恰会损害我们追求的安全，加速对经济、气候和人民生活（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造成的损害。」
财富无阻碍积累的负面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侵犯人权、腐败和破坏地球都能找到理由。可以想象，钱的许多化身具有不同的价值。对碳排放定价是抵消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的一种方法。全民基本收入和免费高等教育将有助于重新分配金融和社会资本，让分配更加公平。
人们提出了更激进的问题：如果你一生中积累的金钱随你一起消失了怎么办？如果精算师算出了人们过上舒适生活所需的资金数额，并且将人们的收入限制在这个数额，又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一个人的工作热情（而不仅仅是运气、地理位置和特权）决定的，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Mark Sundeen 在其著作《放弃金钱的人》（The Man Who Quit Money）中描写了一位犹他州的男子——他将自己毕生积蓄存入了一个电话亭，完全脱离了这个货币制度。这是世界各地的虔诚者和反传统者的一个古老传统——成为隐士，以便使自己的节奏超越社会习俗。许多最有魅力的人的生活都是基于激情，这些激情并不能为他们赚钱，但却能让他们的人生变得非常丰富，这些是钱买不到的。当我们找到了那些可以支撑我们的东西（艺术、爱好、奉献）时，这些活动的价值就超越了金钱，可以在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上满足我们。
金钱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能以我们都理解的方式翻译价值的方式，但金钱并不是我们话语的总和。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工作对这个人来说就越没有意义。与此同时，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抚养孩子或为他人做饭）往往是没有报酬的。然而，这些才是生活的实质，是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如何被铭记的东西。
格塞尔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击败了共产主义，但他也认识到我们当前的经济秩序存在缺陷。「要么选择进步，要么选择毁灭。」他写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穿过资本主义的泥沼，抵达彼岸的坚实大地。」
他的会过期货币的想法是否比我们继承的现状更荒谬？也许他最大的贡献是提醒我们：金钱的规则可以被重新发明，正如一直以来的那样。金钱是我们集体想象力的构建之物，受到我们的自满情绪的影响，确实如此，但它也受到我们的求索、价值观和最高抱负的影响。格塞尔主张对我们的经济制度抱有积极参与的、探究性的好奇心，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构想它们，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想要创造的社会。他写道：「能让人类繁荣发展的经济秩序才是最自然的经济秩序。」因此，我们的经济秩序可能还仍需进步。